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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人济世70载的国医大师

——记我院原中医科主任、中医科创始人之一邢子亨教授

来源:hjc黄金城官网       作者:       编辑:       时间:2018/04/10 16:52:39       浏览次数:

生逢乱世 悬壶行医

邢子亨先生1907年出生于山西定襄县镡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,原名耀久,字子亨(后以字代名),号一樵。父亲务农,却工于绘画雕塑,且略通医道。虽逢清末乱世,家庭经济拮据,仍重视教育。先生7岁在本村入蒙,自幼记忆力过人,悟性颇高,老师所授内容都能很快掌握,课余尚可熟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为先生后来研读古代医药典籍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。四年初小毕业,因家庭经济原因,无力升学,而年幼又不宜就业,故仍留本校就读。时任老师是本族叔翁,亦通医道,遂将医学典籍列入课程。先生耳濡目染,内熏外陶,逐渐对医学产生了兴趣。短短数年中,先生熟读《濒湖脉诀》《王叔和脉诀》《汤头歌诀》《陈修园医书》、《医宗金鉴》等典籍,随着医学知识的积累,对中医传统医学渐有所悟。15岁起,先生跟从本村开业行医的邢庭之医生学习临床医学知识,将所学的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,医术日进,医道志趣渐浓,由此确立了悬壶济世之志向。

1920年代是曲折的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,当时的政府为协调中西医学并存、规范和发展传统医学开设了山西医学传习所,后改名山西医学专门学校,此校即为山西医科大学前身。邢子亨先生于1926年考入该校中医班,时年19岁。通过规范的学校学习,先生系统掌握了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等医学经典,由此开始了“崇轩岐尚仲景”理法之路。四年的专业学习转瞬即逝,毕业后,恰逢蒋阎冯大战,省城纷乱,生计难维,且因双亲年事已高,无人侍奉,遂决定回乡行医。于此期间,先生对病患无不细致入微并体恤有加,获益乡亲无不称道。于先生20余岁时,被推选为村长,是乡亲们对先生敦厚为人和精湛医术之褒奖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,日寇铁蹄践踏乡里,烧杀劫掠,民生涂炭,先生家乡亦无幸免,彼时不但柴米难支,性命亦难保无虞,又逢双亲相继去世,先生遂重返太原。

不久太原亦沦陷,同学故友多已失散,先生生计艰难维持。某日,一位穷困乡友,有孩子十余岁,患病日久,百治无效,遂请先生前往施治。先生详诊后,叮嘱他服药数剂,病即痊愈。患者家人及亲友大喜,奔走相告,传扬美名,先生遂医名远播,患者如织。当时,太原市上肖墙百万恒药铺一店员为某病家女婿,见先生乃杏林高手,就介绍先生坐堂于该药铺。由于先生行诊有方,医术高明,且为人诚笃谦和、不贪非利,故不仅与店方相处和谐,患者亦视之再世华佗,慕名求诊者日渐增加,药铺生意日渐兴隆。然而时局混乱,求诊病患生活困苦,先生耳闻目睹,感同身受,遂渐渐立下淡泊名利,救死扶伤之理想。先生声名更远,求诊者众。

但是好景不长,百万恒药铺铺面被日寇抢占,药铺只得搬迁,先生再次陷入漂泊。此时,先生能医人体之疾,难治国家之乱,无奈感慨颇多。此困顿经历,更加激起先生济民解困的热情。在朋友的帮助下,借资数百元买下了太原市红市街体信堂药铺,应诊卖药。随其临床经验不断丰富,先生医术更为精湛,且常怀助民之心,前来求诊者盈门,日不得暇,生计亦见好转。

然时过不久,解放省城的战役打响,城内阎匪专断,令民众恐慌日盛,工商凋敝,粮价飞涨,先生亦难以度日。无奈之下,于1948年春携妻挈子避难异地,药铺资财尽失,靠几位亲友资助,在北平悬壶行医。因此,建国后在北京等地之中医界,先生亦有所影响。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后,全国各地掀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。社会秩序井然,居民安定,工商乐业,虽百废待兴,却有欣欣向荣之气象。先生多年身处战乱,四处漂泊,期盼国泰民安已久,此时更心系家乡,难离故土,遂于1951年携全家重返太原。于红市街住所开诊行医,济世救人。一为维持生计,同时也救济群众,解除病痛。时间不久,前来来就诊者便络绎不绝。

1954年,政府号召成立联合诊所,子亨先生欣然参加太原市私立国医第一联合诊所,共建诊所。第一联合诊所从无到有,先生都尽心竭力,召集四方同道,联合诊所始组建完成,开诊行医。在当时艰苦条件下,承担起了为附近群众救死扶伤之重任。

始建科室 发扬中医

然而,自1920年后,西医传入中国并且逐渐广泛开展。同时,中医师水平良莠不齐,差距甚大。中西医学之对立日渐严重。中医被称为旧医,甚至有人认为是封建医,对传统中医学加以不恰当的贬抑。各地医院亦是以西医为主,几无中医科。直至1954年,毛主席发出来“重视中医,学习中医,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,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”的指示。卫生部成立中医司,各地亦成立中医局。中西医之间相互对立之关系得以扭转,各地医院始筹建中医科。在此大背景下,即1956年,在中医学会的举荐下,先生与同为名医的陈瑞丰先生共同创建了山医大二院中医科,并且聚集了一批散落于各处的名医妙手,共同开展医院的中医诊疗工作。

在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下,创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。然而,在一所以西医为主的现代医院内,开展传统中医学的医疗工作,仍然困难重重。首先是学术思想的差异,广大西医师排斥中医学的观念尚未完全根除。其二是传统习惯的作用,难以接受中西医结合之方法。1958年起,先生担任医院中医科副主任,同时任主任的陈瑞丰先生一道,主持开设中医门诊,组织在全院西医病房开展中西医共同查房。凡有疑难病例者,中西医共同会诊。同时在广大西医师中开展中医学教育。至1959年,中西医之间的磨合逐渐深入,中西医结合较前略有改观。中医科开创初期,由于成员均为名医大家,门诊患者应接不暇。社会影响力亦十分广泛,可以说是当时我省中医事业的最中心所在。尽管如此,仍有一些医师因各种原因,相继离开。时至1964年,中医科成员仅7人。这7人可以为中医科最初之规模。

随着中医科工作渐上正规,遂有余力深耕细作。即1964年前后,医院中医科分成内、外科专业。先生和陈瑞丰先生专于内科,顾兆农先生主攻外科。三位老先生不顾年事已高,常年忙碌于各科病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践,疗效显著,得益于老先生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临床实力,传统中医学受质疑,受冷落的状况得到极大改观。至此,各科室疑难危重病人都要邀请中医师会诊协商。此转变过程回忆起来,亦是相当艰难。

1967年,邢子亨先生始担任医院中医科主任,承担起医院中医事业发展壮大之重任。期间,先生组织中医门诊、会诊、查房等日常工作外,还积极执行国家政策精神,举办中医学习班,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等,并通过带徒弟等方式,积极为医院和社会培养中医人才。其中,西学中班共办有5期,后来的科副主任麻瑞林便是当时“西学中”班的成员。1960年代中期,中医科学徒已达6、7人,其中不少人都成为各个医院的骨干。至1980年代,更增加至近10人,很多今天的名医正是从那时踏入了医学殿堂。

1960年代至1970年代,全国上下都处在文革的混乱无序之中,科教文卫战线更是饱受冲击,很多工作都趋于停顿。这种局面下,先生深感无回天之力,只能以为人民服务、发展中医事业的高度责任感,尽力维持中医科的正常工作秩序。十多年间,门诊、会诊、教学工作未有停顿。但是从客观讲,一些方面工作还是难以为继的。故在此期间,先生专注于毕生中医学经验的总结和整理,后来出版的《邢子亨医案》中的大半病例正是收集于此期间。如1976年,一王姓患者,被诊断为机型黄疸型肝炎,前来求诊,先生予汤药七八剂,诸症皆除,两周后化验归于正常。又如1975年,朱姓患者以肝硬化来诊,经先生两月余治疗,腹水全消功能恢复正常;1972年,患者赵某诊断机型白血病,先生施治半年,病情缓解,追访两年,未再复发。类似疑难病例集有百余例,后收集成册,公开出版,以飨后学,为中医学新时期的发展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时至1977年,全国的局面已大有好转。先生开始思索进一步发展中医事业之路。遂开创了医院的中医科病房,开设床位15张。人员也有所增加。中医科成为全院规模较大的科室。此举在以西医为主的医院中,显得颇为不易。在当时的全省各大西医医院中,也是前列。中医科病房,收治了不少肾炎、肾病综合征、风湿病、消化系统疾病、肝炎、早期白血病等当时西医颇为棘手的病人,以中医药治疗为主,辅以少量西药,取得了很好的疗效。展示出传统中医学在一些疾病领域的独到之处。

1978年,文革结束,改革开放给中医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。先生此时已是70岁高龄,却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。在先生的主持下,医院中医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。1978年,针灸科并入中医科。中医科人员扩大至十余人。至1982年,随着北京中医学院、中医学校等一批学生分配到科室,中医科队伍达到了20余人,成为了医院主要科室之一。医疗方面,一批疑难杂症获得突破,乙肝成功获得转阴,早期白血病治愈、类风湿缓解、胆结石消融、再障得到纠正。科研方面,先生撰写论文百余篇,发表于全国性医学杂志和海外医学杂志上,“中医理论溯源”一文,荣获世界传统医学大会国际优秀成果奖。以《邢子亨医案》为代表的一批著作也相继完成。教学方面,中医科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学习,还承担着当时卫生系中医本科班的教学任务。并参与我省硕士研究生的毕业答辩、论文审定工作。在先生的主持下,医院中医科的社会影响空前。在1984年创刊的我省中医学权威杂志《山西中医》的编委中,医院中医科占据半数。一个综合医院的中医科能占据近半数评审、编委,足以与中医院一争高下,可见当时实力之强大。邢老先生也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、第二届理事,多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,并被省卫生厅确认为山西省第一批名老中医,入选《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》《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》。在省内,担任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,《山西中医》杂志特聘先生为编委、顾问。

1985年,根据国家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安排的精神,邢老转任中医科主任顾问。退居二线,仍积极支持年轻一代的工作。直至1989年退休,都坚持出专家门诊,为晚辈出谋献策,学术指导。后来黄万义、麻瑞林主任评价老先生,科班出身,不浮夸,学问高,理论好,医德高尚。

研读经典 传承国医

先生一生治学力求周密严谨、持之以恒。自幼年时期,便养成了宵寝晨兴之习惯,直至花甲之年,从无懈怠。据先生后人回忆:先生每天5点晨起读书,日日坚持,即便战火纷飞、时局困顿、生计无着,或是经营药铺、生意繁忙,都从无间断。直至1980年代先生医道有所建树,始改为著书立说,以飨后世。先生治学严谨,曾教育后学:“学医必须精深,不可荡于半瓶,医事别于他业,临证如临大敌,只能取胜,不能失败,虽遇小病亦当谨慎,切勿疏忽以致病家遗误”。先生重于古代医学经典,开卷于《皇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金贵要略》,继之于《千金要方》《本草纲目》等等,中医典籍无不深入字句,精读其义,尽察其要,由此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功底。先生治学,虽崇岐黄尚仲景,又倡不拘不泥,坚持熟读典籍,却不限于词条。先生常说:“读书读到无字句,方为精到。”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,又教育后学:“医事之难,甚于他学,仅有书本知识而无实践,只能漫谈空理,不能收到实效,中医理论,往往无穷,谈之容易,行之者难,非实践难以达真知,无理论不能实践,二者融为一体,始可以言之成理,行之有效”。故先生总是把经典与自己的临床领悟结合在一起,文有所解,理有所悟,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。从先生传世之著作《中医基础学》《金贵要略通释》《伤寒论浅解》中可见一斑。中医学源远流长,诸家学说各有所长,故先生强调“治学不专一家,力求医学真传”,“以理论指导实践,以实践检验理论。”对诸家学说取其所长,舍其所短。先生一生治学勤奋,亦见于先生随手笔记之中,每每读到要义,即铺笔纸,随手记录,以备后察。仅仅现存之手记,亦逾百万文字,成为了一笔“价值连城”的医学财富。

先生虽天资聪慧,治学勤奋,仍年逾7旬之时始能将中医学经典古籍烂熟于心,取其要义,运用自如,更结合数十年临床心得,参古合今,自成一体。遂开始总结归纳,整理成书,逾80岁时方才完成。著有《中医基础学》《中医常用药物集药》《中医常用方剂选解》《中医临床辑要》《伤寒论浅解》《金贵要略通释》《一樵医话》《邢子亨医案》《临床医学讲稿》《邢氏方剂学》等等。洋洋洒洒,亦逾百万余字。前后耗时十余年,方才完成。其中,《邢子亨医案》一书,列病58种,举例168例,内容丰富,义理明晰,通常达变,开人思路,虽刊印万余册,数月内即销售一空,深受后学欢迎。

先生的一系列著作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先生的学术思想:一是治学不专一家,力求医学真传。先生认为中医书籍除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等经典之外,很少有无暇之书,因此毕生治学总以经典为纲,融汇诸家学说,对诸家学说取其所长,舍其所短,以理论指导实践,用时间检验理论,务求使医学成为活人之工具。先生崇尚仲景之学,认为《伤寒论》是继往开来之巨著,是《内经》之后第一经籍,开辟了医学前进之道路,阐扬了《内经》学说之奥义。《伤寒论》以六经病辩证机理,发挥了人身气化学说之微义,与《内经》相互辉映,说明六气、六经于人体脏腑内外、表里与天地万物、气象、时间、正邪以及病机之愈死、转变等有密切之关系,且列有各经病之辩脉、辩证、治法。《金匮要略》又以脏腑经络气血环贯之机理,阐明了气化是主宰生命之要素,发挥了形气相感而化生的要义。每篇所列病脉证治,皆互有影响、相互关联、触类旁通之深义。明此,则人体气化、出入升降、表里循环自成生化小宇的道理可知。生理生化之机明澈,则病理变化之理自晓。明乎生理、病理,则诊断、治则自易掌握。再明澈药性,则仲师制方之精义可以扼其要领,治病大法不出其规。病情千变万化,辩治可以不惑。故仲师谓:“若能寻余所集,思过半矣。”

二是辩证立法贯通,处方遣药灵活。先生常谓后学:“辩证时要从六淫辩、从八纲辩、从六经辩、从卫气营血三焦辩、从脏腑经络气血辩。有者求之,无者求之,盛者责之,虚者责之,务必明其所以求得所因,凝神静气,诊察入微,病邪自无遁情矣。论病处方,理法贯通,方不离法,药必对症。随病处方,随证用药,不泥古法,不拘一格。不搞一病一方一证一药之惯例,不随意附和他人,必求于临床确有卓效。不标新立异,虽人人称羡风行一时之方,而与理法不合亦不取用。制方之谨,师前圣“参天地赞化育”之精义。一笺处方,病因、病理病位、症状一览即明,有主有次,恰合病情。若病理相同,病情有异者则立方不复,用药因人因症而有别。尝曰:“一笺处方即一篇论文也。”脉络相通不能脱节,徒治标而不抓主因主症,药与方不能有机联系,则系有药无方,而成广络原野、迭床架层之弊;若只治本二不兼清表症,墨守成方而不能化裁,虽有方而无对症之药,则是有方无药,难收速效,此属处方之弊。治病必须构思周到,诊察入微,制方严密,用药贴切,方可收效卓著。

三是以平为期,不妄攻伐。先生用药宗旨以平为期,中病即止,不使过之,更不妄攻伐,乙方诛伐失当而致人夭伤。攻伐之药虽可祛邪,亦能伤正,用之失当,祸不旋踵。《素问五常政大论》谓,大毒治病,十去其六;常毒治病,十去其七;小毒治病,十去其八;无毒治病,十去其九;谷肉果菜,食养尽之,无使过之,伤其正也。”药物可以治病,但不可恃以补养,纵是补养之品,亦不可常服。常服则“久而增气”,气增久则是致夭之由。大要曰:“无代化,无违时,必养必和,待其来复”故治病之用药,以适其至所为故也。纵性味平和之药,过量亦有偏阴偏阳、偏温偏凉之弊。重视燮理阴阳之义,善于调理偏阴偏阳之病,罕用大寒大热、大补大泻、大毒攻邪之药。方药平稳,却寓调整生理、祛除病邪之奇效。特别对脏器虚衰、病情复杂之病能收意外之效,更能探本穷源掌握病机,不犯攻伐失当之过。如胸痹,包括冠心病、心绞痛等供血不足所引起的各种疾病,求其致病之源,调其脏气相互制化之机,使心脏之机能恢复,供血之来源充足,心脏之疾患自愈。

四是症治方药贴切,处方应变恰当。先生晚年以来自拟处方,以饴后人。如先生自拟之“养心汤”,除治疗冠心病外,还可治心脏各疾。如加防风、苍术、茯苓皮、生薏米等,可治疗心源性水肿;加苏子、莱菔子、紫菀、冬花等药可治肺心病咳喘;加天竺黄、胆南星、莲子心、连翘心、栀子等药可治疗心动过速……随症加减之法不能一一枚举,列此可见一斑矣。轻灵用药之匠心可以启迪后学,培补脏器功能之要义可以挽救危疾。先生自拟处方,理发严谨,师古而不泥,不标新立异而又独特之见解。又如自制“葛根解肌汤”,方药所及实为银翘散之化裁,单功效优于古方。临床数十年,每遇外感发热用此方均疗效显著。

自西医学传入中国以来,传统中医学虽守护国人健康数千年,仍饱受质疑。先生认为,传统中医学之所以存疑,盖因人们对中医学来龙去脉未详,中医界人士又少以科学思想阐述之。遂致力于传统中医学的科学探究。先生于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,发表了《中医理论溯源》一文,获国际优秀成果奖。文中阐明:中医学相传自炎帝时期就有从事研究药物的事迹,同西方医学一样,药物均源于自然万物,古人不能将药材之化学成分微察,乃以尝草木之气味辨其性能,凡属味甘气平宜于食用者称为谷类,以为民食;其他酸苦辛咸味厚气烈者,辨其味性功能,假之以调人身之气化,称为药品,如气味粘涩沾舌,其性过烈者,必有毒性,不宜食用,称为毒品。后人遵其义,著为《神农本草经》。至春秋战国即深研医理,探索人体生命活动之机理。同早期西方医学,古人从人体的生长壮老已,以及其机能活动一一探索,进而深研何以生病与治病方法,更从生理之常则和病理之变易上观察其不同之现象明,辨别其内外相关机理,定为诊察法则,从此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则之纲立,后人述为《皇帝内经》,此为中国医学之开端。西人剖开机体以察其详,以化学方法分析其成分,古人则从“天、地、人”三才之道推测之,将人体之成分归于五行气血之类。皆为唯物主义观点。中医先贤认为,有天地而后有物类,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》谓:“太虚寥廓,肇始化元,万物资始,五运终天,布气真灵,总统坤元,九星悬朗,七曜周旋,曰阴曰阳,曰柔曰刚,幽显既位,寒暑弛张,生生化化,品物咸章。”《素问·阴阳离合论》谓:“天覆地载,万物方生。”太虚之大气运转不息,大地随大气而运转,形成生化之基元;天地之间方位不同,气化有异,可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位,五位之气相互交流称为五行,五行之气虽交流运化,而守位之气有异,形成了类聚群分的方隅景象。人禀天地精英之气独厚,为万物之灵,有参天地,应阴阳之特殊组织,古人谓人身小天地,为物类之拔萃者,故人与天地并称三才。人才包括一切物类而言,非独指人也;三才之气相荡,天气之中有地气与物类之气,地气之中亦有天气与物类之气。人气之中已有天气与地气,人体上者应天,下者应地,中者应人,生化之机各有功能,道虽一贯,用则不同。古人根据此种认识,探索人体机能与天地之气相结合,以三才之道为探讨生理之要领。病理是生理的反常,凡是生理失常的现象都属于病理,因此研究病理必先明澈生理,进而探索生理失常的原因。凡求病因,可总结为内因、外因、不内外因三因。内因以息怒游戏悲恐惊七情为主,外因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为主,六淫本是六元,不正则成淫邪。皆为可察之因。虽不似西医化验拍片之直观,亦可通过望闻问切探之。就诊断而言,西医学讲视触叩听,摄片化验,以详病体结构及成分变化。中医诊断亦是根据有诸内必行诸外的原理,观察其外以察其内,视其表以辨其里,审其近以知其远,见其微以推其著之理,取望闻问切之法,观五脏之色,听内部精气虚实盛衰之五音,问自觉之病情与平素习惯,号血液循环之动波,知营卫气血之变化。此四诊之法,可内调脏腑,预决死生,为中医诊断之奥妙。由此可知,中、西医学虽道法不同,却同基于诊察疾病的客观症候而施治。如此认识中医理论,或可解世人之疑,助大众习中医之道。

著成医案 以飨后人

先生从医,不仅沿袭古人,还致力于发展中医学理论。多发疾病随时代变迁,治法治则亦应不断探索。先生先后就各种血液病、恶性肿瘤、急慢性肝炎、肾炎、糖尿病等多发疑难诸疾予以探究,均取得奇效。

1975年,患者赵某,因“发现口干,脾肿大”经骨髓象检查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,先生诊察后认为,中医虽无白血病之病名,但在温病中往往发生类似症状。现代检查白血病主要以血细胞的异常变化为依据,中医谓治病必求其本,求血细胞变化之因乃治愈之道。人体生化是维持生命之基础,生化机息,生命决绝。白血病生化技能已失常,急当调整生化之机能。故当驱邪以安正,或安正以祛邪,务使机体生化之机能正常。就急性白血病而言,首当清热解毒,保持气血营卫抗邪之力,在清热解毒之下,逐渐恢复机体抗力,以达到祛邪安正、扶正祛邪之目的。该患者经三次复诊,服药半年余,腹胀、淋巴结肿大、发热诸症皆缓解,门诊随访两年,病情平稳,未在复发。1975年12月,患者李某,骨髓象诊断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,亦袭此法,经三诊,服药三月余,诸症皆消,门诊随访,未再复发。

1985年5月,患者高某确诊食道癌半年,因拒绝手术、放化疗来诊。先生认为食道癌之形成,肝胃不和实为主因。肝胃功能失调,外邪乘虚而入,邪气结留,阻碍气血营卫之流行,渐而组织异变,形成癌肿。探本之治,当以舒肝健胃为主,佐以驱邪之药,使正气日复,邪结日消,庶有可愈之机。遂予方药三剂,胃脘疼痛憋胀减轻。药物加减后再三剂,呕吐止并稍能进食。加驱邪之药又三剂,患者食欲增加。此后依方加减服30余剂,症状疾病消除。随访数年,病情未复发。1971年7月,患者韩某,确诊宫颈癌三期,先生亦依法施治,于4个月后停药,随诊8年,病未复发。

1973年3月,患者彭某,西医诊断急性黄疸型肝炎。就诊时病已四五日,大便白结,腹胀,不能食,小便赤黄。先生分析,腹胀不能食是中运不宣。小便黄赤、大便白结是湿热中阻,肝胆疏泄不利。脉诊滑数是邪热内结。拟舒干理脾、清利湿热之剂。予药二十余剂,食欲已好,大小便正常。肝功能化验亦恢复正常。1976年2月患者黄某、1976年8月患者刘某、1995年3月患者张某皆为该类典型之典型,依法用药,症候皆除。

1974年3月,患者高某,诊断糖尿病5年,尿急、失禁、消瘦、多汗右膝臃肿不能行走。先生以为:中医治疗糖尿病以调理生理功能为主,大体上是以滋真阴为治本,清肝、胃之火热或清肺火为治标。可以生地、熟地、天冬等以滋肾水;花粉、石斛等清肝胆之火;乌梅、桑螵蛸助肾之封藏;沙参、麦冬等清肺生津止渴。遂予方药并反复调整,至当年11月,症状消退,且停用胰岛素。该类患者多例,均取得切实疗效。

此外,尚有诸多疑难杂症,先生亦深入探究,经验体悟成书于《邢子亨医案》,公开发行。指导后世同时,更是当代中医理论之重要开拓。

邢老先生平生为人重德守孝,谦和敦厚,平易近人,诚信为本。早年,先生双亲无人侍奉,即使在省城学成毕业,仍返乡种田,照料双亲,直至双亲相继去世。返并行医之后,目睹病家生计困顿,经济难支,常常怀济世救民之心,义务施治,不取分文。时至先生晚年,早已声名远播、众人敬仰,仍平易近人。先生家中,求诊者不绝,每有来访,先生必以礼相迎,谦和相待。求诊者有高级领导、艺术名家,先生淡然处之,从容施治。求诊者有普通农民,衣衫褴褛,先生亦热情接诊,细致诊察,耐心解释。病家之于先生,无高低贵贱之分,仅轻重缓急之别。患者有感于先生医德,赠送的匾额锦旗,诊室四壁尚不能容。先生不仅施治救病,凡有上门求助者,均尽力相助。1980年代,一位拾荒者拾荒器具无处存放,偶然前来求助,器具破败不堪,又不甚干净,先生竟也欣然应允。拾荒者各种物品曾长期存放在先生柜橱之下,直至搬迁。先生教育家人、学生,以诚信为本,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。多位学生如今已成名医,评价先生:最与他人不同在于此,从不浮夸。因此更受后学敬仰。

后记

时光飞逝,先生逝去竟已十余载。十余年来,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提倡,在医院的大力支持和一代又一代中医科主任的努力下,中医事业早已今非昔比,日臻成熟,但是先生在中医事业从无到有,开拓进取的过程中,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,我们永难忘怀。

在先生家乡,即山西省定襄县镡村,老少乡亲对先生仍然感情深厚。立于村口的德教碑为先生的学生及附近乡亲所立,以寄托对先生的感恩与怀念之情。

(口腔科邢业兴医师根据爷爷生前自传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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